随着上塘城区旧城改造的快速推进，继老上塘街被拆除之后，位于老上塘街北端的原上塘实验小学也将被拆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海里就不断地回忆起童年在实验小学读书时的一些事，不吐不快，于是就把它当做童年轶事记录于后。

　　哥哥带我进校门

　　我的大哥文清比我大两岁，但我们却长得一般大。那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我们，于是我们就形影不离，领出一双，进门一对，别人都认不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不知道的人甚至以为我们是孪生兄弟。直到现在，许多原来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还是把我们的名字和大小搞错。大哥1959年秋上学了。我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玩伴，于是就经常跟他到学校去。他在教室里上课，我就站在窗外看。去的次数多了，就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好心的老师有时候就叫我坐到后面空着的位子上。所以，在没入学之前，可以说我已经是实验小学(当时叫上塘小学)的旁听生了。

　　第二年1960年春天，上塘小学办起了春季招生班。在我的坚持下，母亲带我去报名。报名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接待我们的是贾国卿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副校长)，他问了我的年龄，说是还太小。接着就从粉笔盒里抓了一把粉笔头，叫我数数看。我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一遍，脱口而出说是11粒，贾老师笑了，说，你一粒一粒数给我看，我就在他的手心里用指头点着粉笔头1、2、3.地数起来，点完了还是11粒。考试通过，我成了上塘小学春招班的一名学生。

　　后来，上塘小学改为五年制的实验小学，五年制班级和六年制班级同时存在，春招班的学生根据成绩分别编入五年制或六年制班级。我的成绩一向不错，有幸跳了半个年级，进入五年制的班级读书，并且成了永嘉县实验小学的五年制首届毕业生，和我的大哥于1964年秋同届毕业，同时考上了永嘉第一中学(现为永嘉中学)。这就是我小学只读了四年半的原因。

　　我的几位老师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级里虽然我的年纪最小，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以至那些差生们为了完成自己的作业，经常地来巴结讨好我，还不时地把自己喜欢的零食或小玩具什么的送给我。哄得我高兴，有时候就会帮他们做作业。教算术的老师姓朱，他很凶。一位姓黄的同学，年龄比我大了五、六岁，可是算术却很糟糕，10以上的数怎么也不会写。朱老师叫他到黑板上写数，他总是先写10，再写10后面的数，如把12写成102，把13写成103。而且总也教不会，气得朱老师把他拖到教室后面的墙边站着，吓得我们都不敢吭声。于是，我就会想起朱启朝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过的一句“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子，不要送来读”的古训。不过朱老师教我们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学校，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的低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王国英，当时也只不过二十多岁，扎着两条辫子。后来知道她是温州人，文化大革命前调回了温州，听别的同学说，文化大革命后，曾在温州见到过她。她有时候很严厉，会瞪着眼睛训人，还会拿粉笔头砸人。有时候却又很慈祥可亲，孜孜不倦地教授我们，颇有师长风范。我对她的印象比较深，不仅仅因为她是我上学后的第一任班主任，可以说是启蒙老师。还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有一次我当着许多同学无意中脱口而出叫了她一声“阿妈”，引起在场同学的哄堂大笑，王老师也开心地笑了。也许是她的音容笑貌确实像我的母亲；也许是因为我是全班最小的一个学生，她平时对我特别关爱，在我的心目中她就像我的母亲；这脱口而出的一声“阿妈”也许正是我心灵中感情的火花在一定条件下的迸发。总之，我把她叫做“阿妈”，而且叫了以后心中也很坦然，觉得也没错到哪儿去。可是，同学们却有了取笑的话题，好长一段时间把这件事当做课余的笑料，闹得差不多全校都知道了。于是，王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借题发挥，给我们讲述爸爸妈妈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老师则是我们的知识父母的道理。从那时候起，我的心中就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概念。

　　“老大哥”，除“四害”，“轧油砧”

　　我还记得比我早一年上学的大哥哥们，除了语文算术，俄语是他们的必修课。“北艮那萨斯大里察”(音)，大概意思是“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当时的学校里流传着一首童谣：“我有一分钱，可以到苏联，苏联‘老大哥’，把我送到莫斯科，......”云云。足可激起我浮想联翩，真的很想拿一分钱去莫斯科‘老大哥’那里看看。可是后来，老师在课堂上讲，这位“老大哥”向我们逼债，把我们用以还债的苹果用筛子筛过，大的拿走，小的不要。“老大哥”的形象在我的眼里于是就变得可恶起来。

　　除四害，是学校一段时间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三火柴盒的苍蝇或一条老鼠尾巴可以拿到学校跟老师换一盒火柴。于是，我们一下课或一放学就拿着苍蝇拍到处打苍蝇，直打的苍蝇们几乎绝了迹。农民们则是拿着铜锣或能敲得响的家伙在将成熟的稻田里昼夜巡逻，一发现麻雀就敲就喊，麻雀们被累死饿死的不在少数，经常看到农民们晚上提着一大摞麻雀从田里归来。后来又听说麻雀是益鸟，以吃害虫为主，于是“四害”的名单上就少了麻雀的名字。

　　学校设在原来的祠堂里，校舍很简陋，十来间教室朝向天井的一面都没有挡风墙，约一米以上的部分是用木条做成的约20公分见方的格子，没有窗玻璃。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在寒冷的冬天，同学们都还穿单衣单裤。而那时候的冬天气温比现在要低得多，在教室里上课，就像在冰窟窿里一样，冻得我们直哆嗦。于是，下课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跑去晒太阳，十几个孩子顺着墙根排起队来，两边互相使劲往拢挤着取暖，叫“轧油砧”。

　　春游二三事

　　每年一次的春游，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头一天放学回家，就嚷嚷着把学校明天要春游的事告诉母亲，于是母亲当晚就会做一些麦饼之类的干粮，第二天早早地起来，把书包里的书倒空，装进干粮和装满了水的瓶子。母亲还会给我几毛零花钱，千叮咛万叮咛，路上要小心。

　　春游的地点无外乎两个地方，一是本县的沙头烈士墓，二是温州的江心屿。

　　沙头烈士墓在沙头镇高浦村岩龙头山东坡，前傍仙清公路，下临楠溪江，位于著名的楠溪江风景区的入口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永嘉楠溪江被批准成为国家级风景区后，沙孟海的题字“渐入佳境”就凿刻在离此不远的仙清公路路边。烈士陵园里安息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为革命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而牺牲的永嘉籍烈士的忠魂，永存着永嘉革命老区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记得有一年春游，坐小火轮去的沙头，祭扫完烈士墓，回程没有了车船，我们就走着回上塘。十二三公里的路程，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并不是那么轻松。朱启朝校长一边走，一边讲西游记的故事，我们一路听得津津有味，竟浑然不知疲倦。

　　江心屿位于永嘉和温州相隔的瓯江的江中央。“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是东晋诗人谢灵运任永嘉郡太守时写下的吟咏江心孤屿的诗句。当时童稚，根本体会不到诗的意境，只知道江心屿确实美极了，宛如蓬莱仙岛，让人流连忘返。最让人称奇的是江心寺山门两侧的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据说是南宋状元王十朋所撰。初见时百思不解其意，后来听老师的讲解，才知道作者是利用“朝”和“长”的两种读音两种意思编撰成联，描写孤屿那云来云去，潮涨潮落的景色。用词奇特，别出心裁，真令人叹为观止。“于是我又会联想起父辈们平时说古论今时经常提起的王十朋的另一首别出心裁的诗“浙海江潮波浪流，殷勤(古体殷勤二字下加“心”)思想怨悲愁，客官守定寒窗宿，达道逍遥近远游(古体“游”字去水用走之)。”

　　考上中学时是1964年，我只有10周岁。当时朱启朝校长和教体育的徐象鲁老师曾经到我家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说是我的年龄太小，读初中可能还不适应，是否在小学再读一年。我父亲问他们，我是否已经考上了初中。回答是已经考上，而且成绩不错。我父亲就说既然考上了就让他读。于是我就在当年秋天上了初中。不幸而被言中的是我确实不适应当时中学沉重的学业负担，特别是对英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适应(直到现在，英语对我仍然是一片空白。)，结果，一年过后，我没能升到二年级，在一年级“深造”了两年。

　　时光飞逝，转眼间已过去将近六十年。懵然无知的孩童，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实验小学早已搬到了县前东路，有了很气魄的校舍。原址的校舍也早已不是过去我曾经待过的那破陋不堪的老校舍。但是我依然把它看做是我的启蒙之地，教育我成长的母校。现在要拆，心中难免不舍。同时借此文感谢曾经教过我的深刻在我的记忆里的朱启朝、贾国卿、章育才、王国英、任世平(毕业时的班主任)、吴梦菊、徐象鲁等等许多老实验小学的老师们。

　　放眼前景起万象，回首当年任千感。愿家乡建设日新月异，愿实验小学英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