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谢庭循(1377-1452)的《杏园雅集图》，是其以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应邀参加内阁首辅杨士奇主持的文人雅集，以纪实性的手法绘制的设色长卷。一共有10幅，与会者人手一卷且皆有题跋。《杏园雅集图》对人物的群像式写照，是中国人物画的创新之举和古代文人雅集画最后的巅峰之作。但非常蹊跷的是，谢庭循未在画上签名钤印，而且同时代的明代文献里，也不见《杏园雅集图》的踪迹，甚至连参与雅集的九位高官为此撰写的诗文，也不见刊印流传，直到主人作古后才陆续问世。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杏园雅集究竟是文官集团的日常聚乐还是秘密聚会？令人玩味，有待一探究竟。
《杏园雅集图》的模式、版本
《杏园雅集图》上，有五朝重臣杨士奇(1366-1444)的《杏园雅集序》和四朝重臣杨荣(1371-1440)的《杏园雅集图后序》，并分别收入二杨的《东里续集》和《文敏集》，从而在文字史料上证实了“杏园雅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画家谢庭循则以创新的群像式的写照方式，将这一真实的历史场景定格在绢本长卷上，从而有别于宋人以《西园雅集图》为代表的、以轶事为主题的文人雅集画。
据台湾学者吴诵芬研究：“目前，流传在世的《杏园雅集图》共有镇江博物馆本、翁万戈本(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以及《二园集》版画等三个版本”。其中镇江本和大都会本都是手绘设色长卷，画中人物布局稍有不同，前者的主角有10人(包括画家)，有清中期翁方纲的长跋；后者的主角只有9人(少了画家)，有晚清翁同龢的题跋。版画本的《二园集》，由《杏园雅集图》和《竹园寿集图》合二为一而成，黑白色，于1560年代印制，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画中也是10人，模式与镇江本类似，只是画中出现人名题榜，且谢庭循由便服改为章(官)服。
“杏园雅集”的时间和人物
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三月一日，是文官大臣的休息日，正值杏花开放，“馆阁诸人过杨荣所居杏园燕集，赋诗成卷，杨士奇序之，且绘为图，题曰：‘杏园雅集。’预者三杨、二王、钱习礼、李时勉、周述、陈循与锦衣千户谢庭循也。荣复题其后。人藏一本，亦洛社之余韵云”【明黄佐(1489-1566)《翰林记》】。
杏园雅集仿唐朝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画中的九位文官分为三组，中间一组居中而坐的是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杨士奇。其左边是杏园主人、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二杨皆是从一品的内阁高官和明初“台阁体”文学的创造者。杨士奇的右边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1379-1462)。位于画卷左边的第二组人物分别是“正四品”文官王英(1376-1449)、 “正二品”的大宗伯、礼部尚书杨溥(1372-1446)和“从五品”侍读学士钱习礼(1373-1461)。第三组人物似是结伴而来，分别是供职于翰林院的“正五品”和“从五品”的左庶子周述(？-1439)、侍读学士李时勉(1374-1450)和侍讲学士陈循(1385-1462)。除园主杨荣是福建建瓯人，杨溥是湖广石首人外，其余“七贤济济尽江西”(清瓮方纲)，而且杨士奇、王直、陈循、钱习礼、周述、李时勉还都是吉安人。诚如张鉴(1768-1850)在《明锦衣千户谢廷循画杏园雅集图记》中所指：“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杨二杨又以同年为同官，雅集诚非泛然者”。王英、王直、李时勉、周述还都是永乐二年(1404)的同科进士，主考官是江西解缙(1369-1415)和温州黄淮(1367-1449)，读卷官是杨士奇。画家谢庭循则作为“旁观者”独立一处。《杏园雅集图》凸显了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文官集团的地域特性和内阁“三杨”志同道合的政治联盟。
杏园雅集是文官集团与宦官王振对立、争斗的秘密集会
燕王朱棣自1402年打败侄儿明惠帝后，开始打击南方地主集团，浙江文官集团逐渐被江西文官集团所取代。内阁中，除永嘉黄淮、建瓯杨荣外，其余五人如解缙、胡广(1369-1418)、杨士奇、金幼孜(1367-1431)、胡俨(1360-1443)都是江西人，并成就“仁宣之治”。曾为仁宗、宣宗老师的杨士奇，在1424-1444年间成为内阁实际上的首辅大臣，并很可能就是这次雅集的实际召集人。可他为什么要借助杨荣(福建人)的杏园私邸并约上湖广人杨溥呢，为什么要隐蔽江西文官集团同乡聚会的色彩，其中究竟有什么隐情？
1437年，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只有十岁，可以说当时整个大明朝都在杨士奇和仁宗张皇后(？-1442)的掌控之下。杨士奇邀同僚同乡雅集，诗词唱和，绘画赏花，本是正常的文人休闲聚乐活动，但偏要在雅集的诗文中多次提到“香山九老会”，并以文官“九公”对应“九老”(独对武官谢庭循称君)。杏园雅集选择的时间也与首次“香山九老会”一样，都是阳春三月。而“香山九老会”的背景，在杨士奇等人的解读中，有晚唐宦官仇士良“阉竖弄威，缙绅为之斥逐”的深层含意。
永乐时期的储位之争非常激烈，参与雅集的文官中，除杨荣外，都曾属后来登基的仁宗皇帝的“太子集团”，因宦官黄俨作祟，致杨溥、黄淮下狱。举行雅集的这一年，臭名昭著的太监王振已“偶尔露峥嵘”，且与小皇帝关系密切并被尊为“王先生”。王振在此前的宣德十年(1435)，即已获得与当年的司礼监太监黄俨同样的官位，位列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在雅集之前一个多月的正月里，杨士奇曾被王振气得三日未出门。所以内阁“三杨”和江西文官集团在杏园举行雅集，很可能就是为应战王振为首的宦官集团而举行的秘密集会。为避免无端的麻烦，想必老到的杨士奇曾要求与会者莫将杏园雅集公之于众，以致在明代的同期文献中找不到《杏园雅集图》的任何记录，在正统年间公开刊刻的文本中也都未见“杏园雅集”或《杏园雅集图》。就连杨士奇自己在正统五年(1440)刊印的自选集《东里集》，也有意不收录《杏园雅集诗》和《杏园雅集序》。既然内阁首辅都“不愿”或“不敢”透露杏园雅集的“秘密”，足见文官集团与王振的争斗已近白刃化。无独有偶，杨荣死后于正德十年(1515)印行的《文敏集》，也只收录了《杏园雅集图后序》而没有收录《杏园雅集诗》。参与杏园雅集的王直、王英、李时勉的自选文集中，也都未载三人当初所作的杏园雅集诗。
谢庭循所作的《杏园雅集诗》，则保存在清康熙年间辑刊的永嘉《鹤阳谢氏家集》之中，诗中隐约透露了杏园雅集的真实目的，因为末句的“悠悠百岁间，适足振清议”，暗喻了东汉末年的“党锢”、“清议”典故。十岁的汉灵帝刘宏(157-189)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称制，联络外戚大将军窦武，拟消灭宦官势力，殊料却被宦官反制，劫持窦太后，挟制汉灵帝，逼窦武自杀。谢庭循很清楚，“杏园雅集”就是与文官集团和宦官王振对立、博弈有关的一次秘密聚会。换言之，《杏园雅集图》中的主角，将共同面对宦官逐渐专权的政治态势，为避免授人以柄，有关这次雅集的诗文和图像，只能在十位当事人的家族里秘密流传而不得公开，这就很好的解释了明代同期文本中不见“杏园雅集”诗文和《杏园雅集图》的原因所在。谢庭循所绘的另一幅设色人物长卷《香山九老图》(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其创作的内情也许与此不无关系，作者同样未在画上签名落款，这幅画在明代的同期文献中同样找不到任何记录。
平心而论，正统年间，宦官势力的膨胀，与文官集团的强势有关。换言之，皇帝对宦官的重用，是皇权的一种延伸，目的就是为了与文官集团抗衡。杨士奇正是准确地预见日后王振会“挟天子，令诸侯”，把持朝政，所以才对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采取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低调处理。果不其然，四年后，英宗亲政，王振专宠，而参与雅集的内阁“三杨”中，杨荣去世、杨士奇告老，杨溥独木难支，宦官政治取代了文官政治，并最终因王振的唆使，导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政治隐藏在娱乐中，现实意义隐藏在古典意义之中，谢庭循的《杏园雅集图》就是一幅内涵丰富，显中有隐，深藏文官与宦官对立情结的政治绘画，更是历史上罕见的隐匿了真实主题和深层含意的现实绘画，类似《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的主观设计。正因为“将真画隐去”，才导致有九位高官为之题跋赋诗、多达10幅的《杏园雅集图》，并不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知。这正是陈廷焯(1853-1892)《白雨斋词话》所述“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艺术表现。
正统十四年(1449)王振死于土木堡之变后，《杏园雅集诗》才陆续零星面世，如景泰二年(1451)周述的《东墅诗集》、成化五年(1469)杨溥的《杨文定公诗集》和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循的《芳洲诗集》。《杏园雅集图》及其诗文得以全面公开的时间则是明成化十三年(1477)(倪岳《翰林同年会图记》)。弘治九年(1496)，李东阳再次提到《杏园雅集图》，并先后在“杏园雅集”参与者“三杨”和王英的子孙手里看到四幅风格一致的《杏园雅集图》。弘治十二年(1499)，吴宽《竹园寿集》：“杏园雅集今重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嘉靖后期，时人已不知《杏园雅集图》为何时何人所作，以致将白描的《杏园雅集图》与《竹园寿集图》混为一体，出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二园集》的版画本。
因永嘉黄淮，谢庭循与杨士奇成为知己之交
既然杏园雅集是(江西)文官集团与宦官王振争斗有关的一次秘密集会，为什么要拉上来自永嘉的、锦衣卫千户谢庭循呢？这源于谢庭循与杨士奇之间的特殊关系。
首先，杨与谢“阶级出身”一致，都是布衣入宫。杨士奇虽然贵为首辅，却非科班出身，与谢庭循一样，是通过举荐方式，以布衣身份进京的。举荐杨士奇的是浙江黄岩人王叔英(?-1402)，时在建文元年(1399)。据张如元研究，永乐三年(1405)前后，时任中书舍人的永嘉黄淮，推荐布衣身份的同乡谢庭循进(南)京供职。
其次，黄淮与杨士奇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与谢庭循是同里发小，并与谢的绘画老师陈尗(叔)起是世交。因黄淮的关系，杨与谢也成为莫逆之交。
1403-1414年间，黄淮与杨士奇等江西文官共同辅导皇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并在仁、宣朝一同入阁，杨成为实际上的首辅。黄淮与杨士奇深厚的“阶级友谊”，一直保持到1427年退休回乡之后。1440年，杨士奇邀黄淮为其《东里文集》作序。杨士奇去世时，祭文《祭杨少师东里杨公文》也是黄淮写的。黄淮与谢庭循的关系，诚如黄淮《书梦吟堂集卷后》所述：“廷循与予居同里，少小相与聚处游乐，见其温和简重，意他日必为远大之器，在其自勉如何耳。”“后在南京时，廷循多暇日，数相过谈诗，间出奇语，清新婉丽，每为之击节”。因这层关系，谢庭循初到南京之时，黄淮就带谢与杨士奇等一起玩，谢庭循还因此与江西的三位阁老胡广、金幼孜、胡俨以及后来参与杏园雅集的周述、王英、王直、李时勉、钱习礼、陈循等都有很好的交情。照杨士奇《翰墨林记》的说法：“庭循素善余，尝间壁而处者累年”，“清雅绝俗之士也。敬言行如处女，务义而有识。不慕荣，不干誉，家无余资而常充焉。有自足之意。知学问，喜赋诗，时吟咏自适。有邀之为山水之游者，欣然赴之，或数日忘返。所与交，皆贤士君子”。杨士奇为谢写过的文章还有《题谢庭循作山水二幅》、《题谢庭循所藏孟端竹》、《谢庭循像赞》和《恭题谢庭循所授御制诗卷后》等四篇。谢庭循则据杨士奇病中所作的《题雪夜清兴倡和后》诗意，为之画了《雪夜清兴图》。
另外三位赣籍阁老，与谢庭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如胡广曾写诗答谢黄淮送他谢庭循老师陈叔起的画，《黄学士以陈叔起所绘树石见贻赋此答之》。胡俨为谢庭循写过《乐静斋记》：“永嘉谢环庭循，景仰先德，好学而有文，清修玉立，迥出流俗”。金幼孜则给谢庭循题过《梦吟堂记》：“永嘉谢氏，其先康乐公来为郡守,……今其远孙环，字庭循，工书喜吟咏，画尤精妙，为时所推重”。
谢庭循不但“画尤精妙”，且具有政治敏感性，是可完全信赖的“革命同志”和不二人选，所以杨士奇才会邀请谢庭循赴会作《杏园雅集图》。具有“宋元阀阅之家”身世背景的谢庭循一直以儒士自许，在文官与宦官的对立中，自然会倾向文官集团。谢非常清楚这次雅集隐藏的意义，所以他在《杏园雅集图》中，凸显了三组文官，而将自己置于“后来者”和“旁观者”的位置上，意在表达他是当代“香山九老会”的见证者，而非雅集的主体人物。谢还有意在画中地位较高的两组江西文官之中，都加进一位非赣籍的高官，以淡化江西的地域色彩。
镇江本《杏园雅集图》在清代曾几度易主，最初于乾隆三十年(1766)为御史江量德所藏，并在卷首裱有题签“无上神品”。乾隆五十六年(1791)归藏工部尚书初彭龄后，大书法家翁方纲为该画作了长篇考跋，可惜未能考出画家谢庭循的生平和生卒年份。道光年间，该画为世袭一等男爵叶名琛所宝，后又流入何宅、万宅。几经辗转，抗战时期落入镇江人、汉奸唐寿民之手，1958年入藏镇江博物馆。当代《杏园雅集图》的研究，始于1963年镇江博物馆馆长陆九皋的《谢廷循的杏园雅集图卷》，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对《杏园雅集图》的研究，尤为精到。不过，央视《国宝档案》，在介绍镇江本《杏园雅集图》时，对画家谢庭循却颇多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