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1957年的“五一”，沈从文画了一组“外白渡桥所见”，每幅速写均有题词。这是其中一幅，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成为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一书的封面。

　　《沈从文的后半生》的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在书中说道：“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张新颖出版过《沈从文精谈》、《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著作。事实上，近年来，“张新颖”的名字始终与“沈从文”有关，与沈从文长期的心灵对话，让张新颖深入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高度还原沈从文的半生经历，更是以内敛、克制、真挚的情感引发共鸣。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人群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却把眼睛偏离开来，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这种隔着一段距离的凝视，恰恰显示了沈从文在那个时代背景中的位置。

　　新中国要求的文学，不是沈从文习惯的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由“信”字起步。沈从文的文学被抛弃，甚至被批判，他惶惑、不安，而至绝望、自杀。“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他悲叹，不甘愿老去，所以念念不忘，所以跃跃欲试。他写《来的是谁？》，当时人在农场，每天高强度劳动且身患重病。黄永玉描述自己收到小说：“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劳动归来，晚上睡在被窝里思索老人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忽然正儿八经用蝇头行草写那么从容的小说来？”此类文学创作的情景，不时闪现，却终是萤火微光，不待点亮便被沈从文自己扑灭了。从文坛自我放逐，是无奈的疼痛的剥离，转而向久远的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将余生大半精力倾注于“杂文物研究”。

　　那一叶扁舟，漂泊于苍茫水域，舟上的渔翁远离了喧嚣的热闹，一径埋头顾自打捞那些不起眼的“虾子”。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今天我们会惊讶于当年他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而彼时却不能被认同，不仅在政治上要承受“复辟封建势力”的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沈从文用心从民间收购的文物，却被单位专门搞了“反浪费展览”当作反面教材，如果说这样的难堪尚能应付，花费多年精力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手稿被工作组收缴，老人一再申请索回，但大量有价值的卡片和资料终究遗失了，这样的哀痛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沈从文的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难掩伤感和愤怒：“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

　　沈从文是孤独的。他与整个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他有时候显得过于敏感、脆弱，还有点窝囊。他不像男子汉，抱着妻子的旧信吸溜吸溜哭鼻子；他认不清形势，斤斤计较那些“琐琐碎碎”；他不是斗士，对运动“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历经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生的波诡云谲，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在独善其身同时又以另外一种方式默默前行。他突破了个体的困境和时代的困境，以后半生厚厚的文物研究著作，完成了他的人生超越。无论是文学家沈从文，还是文物学家沈从文，都是中国文化长河中那一位孜孜不倦的打捞者。

　　时间过去，杂声消散，那些孤独的坚守方才凸显它们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