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是意大利一名普通华商，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走上政坛，成为意大利罗马市政府移民议会的议长。
2009年，他在议长任期满后出任了移民执行委员会主席，频繁地往来于罗马与温州之间，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
祖籍永嘉、出生于青田的他在很多场合喜欢以温州人自居。他说，在意大利，来自中国的合法移民有75%左右来自温州与青田，他们是其踏入政坛最大的支撑力量。
A
渴望进入主流社会
1989年，在抵达意大利3年后，潘永长在西西里岛开出了第一家餐馆，成为了一个“小老板”。
但经济上的富足带给他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很久。有一次，为了去警察局办手续，他大清早就去排队，轮到的时候却被告知，还需要一些复印件。于是他离开队伍去复印，再回到警察局，工作人员说，你不能插队。不会讲意大利语的潘永长憋红了脸也无法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材料已经交到警局，只得掉头回去。
第二天，他总算排到了，但工作人员听不懂他的话，又是无法办理。
后来，一个当警察的客户帮他沟通，才总算把这个小手续了结了。
潘永长说，很多年里，他都会想起当时的场景。这次经历告诉他，人在国外，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语言，不懂语言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二是从政，对于华人而言很麻烦的一件事，到了当地官员手里就变得简单。“如果意大利政府有100个官员是华人，那华人的地位肯定就会不同。”他说。
B
竞选日：华人社会总动员
2004年，潘永长的机会来了。
罗马市决定设立移民议会，由128个移民国代表普选出议员，来协助政府进行移民管理。
潘永长的参选得到了绝大部分华人社团的支持，罗马的中文媒体几乎每天为他刊发竞选广告。
投票日当天，罗马的华人社团每个社团都拿出了5-7辆车，为其从各个工厂、餐馆、华人社区接送华人到投票点。在136个投票点之间，罗马华人总共出动了200辆车子。
潘永长说，意大利的投票习惯与中国不同，是在选票上打叉而不是打钩。尽管有专门的志愿者在选票点做解说，但还是有不少人基于习惯直接打钩，使选票成为废票。但即使如此，大量华人的支持还是令他成为了20多位当选议员中得票最高的一位。
C
艰难的角色转变
在首届罗马移民议会中，潘永长是副议长。
他说，在开始的那一二年里，他与他的华人朋友们都很难以适应的是角色的转变。
预约，是意大利人习以为常的文化，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永长不敢采取这样的约见形式，他怕朋友们失望，认为其架子大。于是很多时候，他往往一天要赶五六个约，“疲于奔命”。
从“派车”到“办手续”各种各样的请托层出不穷。潘永长说，很多要求其实是他“力所难及”却又很难向不熟悉意大利主流社会的老乡解释清楚的。只能用各种方式处理。
“那段时间我特别害怕电话响起。”他笑着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潘永长与他的选民们开始渐渐形成了更稳定的互动模式。
现在他也有一个预约本，行程一直排到了几个月后。
在一些“请托”的处理上，他也更为成熟。“最近有一位华人因为店里经常遭到一名警察的刁难与勒索找我帮忙”，潘永长说，“我可以到店里帮他一次，但不可能一次次地赶到店里，于是就在报上发文，不点名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那个警察就不去了。”
>>>相关链接
罗马市移民议会
“移民议会主要职责是帮助外来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预防、监督行政部门对移民的歧视现象和出规行为，让这个历史上有着杰出表现的城市——罗马呈现出更具有多元化、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色彩。”潘永长说。
意大利罗马市拥有本地人口400万，移民人口40万。移民议会是参照市议会设立的，议员由40万移民投票选举产生，不超过30名(第一届是23名，第二届19名)。
在罗马市市长选举产生后，市长将会组阁十多个职能局，市议会与移民议会都根据这些局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委员会将外界的意见、资料等汇总起来，递交给议会，进行投票表决。
融入当地
从学语言开始
记者：从你的经历看，因为语言问题而无法融入当地的情况在意大利华人中还是比较普遍？
潘永长：是的，中国人很勤劳，也精明，一般出去2年、3年，都能做上老板，但这个过程，他们往往是忙得没什么时间去学语言，等到当了老板，生意又更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和意大利人在电视节目上辩论过。我觉得，这是因为华人在意大利有几万家企业，他们基本在自己的圈子里就可以养活自己。比如说，你在中国餐馆的厨房里做工，上班见到的基本都是华人，下班去超市，因为有标价，你也不需要会意大利语就可以消费，生活忙碌并且没有太大不便，就不会去考虑学语言的问题了。
记者：但事实上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沟通障碍而出现的？
潘永长：是的，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华人问题，大部分是因为沟通不畅引起的。比如有时候政府出了新的法规，登在报纸上，但一些华人看不懂，照着老的模式来，就被罚款了。又比如，意大利政府常常会怀疑，华人的企业发展这么快，钱的来源有问题。这其实也是沟通的问题，我常对他们解释，我们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有一种你们做不到的精神，就是团结。比如我有一个亲戚做生意需要一笔钱，我其他20个亲戚就会不要利息、每人借给他一笔钱，假定这是1万欧元，那20人就是20万欧元，企业就办起来了。
记者：你觉得语言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潘永长：我也曾想从政府层面为华人寻求更多便利，比如有一次，我提议他们的法规发布后尽量用中意两国的文字都标出来。但结果孟加拉和印度搞了几千人到市政府抗议，要求把他们的文字也放上去，这个事情就没法办了。所以学语言还是要看个人的主动与自觉，这一点，意大利的华人二代做得比较好。
记者：在你看来，目前意大利的温州人群体是怎样一种状况？
潘永长：意大利大部分地方都有温州人，在普拉托、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等地比较集中，他们在鞋服、餐饮、贸易等领域优势明显。据我观察，80%-90%左右的意大利温州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比例比意大利人都要高很多。在目前，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乃至华人，面临的问题不在经济实力，而是在于品牌、个人以及企业形象等各种硬件的建设上。如果没有这些，以意大利的政策，哪怕五年十年后，他们依然还是要质疑我们的财富来源。
记者：意大利的鞋服品牌非常有名，你长期在意大利，对于他们的创品牌方式有什么体会？
潘永长：假定市场上的皮鞋价格都是100元，如果你去意大利人那里杀价说，你能不能98元卖给我。他一定会跟你说，我的价格是永远不变的。时间长了，大家就都认可这个价钱。我们不一样，往往是对着杀价，把价格降下来。从好的方面讲，这也是聪明，变得快，人无我有，人有我就便宜，你便宜了我就换。但我觉得这样的思路，要创造品牌就很难。
近两年我回温州，看到这么多企业创造品牌，宁可现在少赚点甚至不赚钱，觉得很感动，这是很伟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