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小听惯了“玩音乐没什么前途”的规劝中,星期三乐队的二十多名成员大都有着现实的另一层身份:队长黄冰男是县财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成员郑泽国、杨昆分别是琴行的鼓玩和吉他老师,李圣福是一名理发师,胡泼是婚庆策划的主持人,还有王建军、叶作霖、冯诚彦、王海艇等等……音乐并不是他们世界的主旋律,但他们不甘心。在此前的许多年里,这些人依旧倔强地背着吉他、琴键在孤独地演奏,一边工作,一边挤时间接近自己的音乐理想。
这股子坚持也让这群人越靠越近。在给乐队起名的时候,他们终于拥有了第一次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乐队的时间,既不是“年末表演”,也没有“商业运作”的困扰,和所有喜欢音乐的人一样,这一次,他们有了自己的舞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周三,把时间留给音乐
“星期三乐队,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排练时间都在周三。”很随意的缘由,也显示了这支乐队的特殊性——所有成员都是上班族。队长黄冰男是这支乐队的最早发起者,好几年前就在财政局和县游泳协会里“拉帮结派”,时不时组团在年末的文艺演出上“露一手”。
“我大概是85年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的,那时候正是港澳流行音乐兴盛起来的阶段,给我们这一代听惯了红歌的小孩,注入了很新奇的体验和启发。”
摇滚、民谣、爵士乐、电子乐……彼时,风靡的各式音乐风格在年轻人中间得到广泛传唱,黄家驹、邓丽君、郑智化等等歌手在那一代人的青春里留下了深刻的回忆,黄冰男也是其中备受感染一员。“就感觉很直白,表达也比较强烈,形式很自由,没有什么约束,歌曲的题材又特别契合我们的心理。”
于是,在高中的一个盛夏,黄冰男在表哥的馈赠下,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把红木吉他。“我记得是五十多一把,是当时店里最好的吉他了,那段时间真的爱不释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琴,手指练出水泡,就缠上胶带继续练,好像这辈子没有碰到过比这更吸引人的东西了。”
就这样,黄冰男抱着吉他苦练了一个又一个寒暑假,上了大学以后,他也在吉他协会活跃着,甚至还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我比他小一届,当时是他教我学琴,教着教着就被骗走了嘛。”黄冰男的夫人吴冬梅开着玩笑说道,她至今还记得,在两人定情时,黄冰男给自己唱的一首《承诺》,吉他和音乐也就此成为了两人共同的爱好。
“我也是被他拉过来的,算是乐队里比较早的成员了。”90后的郑泽国是乐队成员里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最早和黄冰男走到一起的成员之一,两人的相遇,算得上是一场“忘年交”。
“当时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民宿玩,泽国正好在那里弹唱,一下子就被吸引,感觉年轻时候那种状态又回来了,他表演完以后我就去加他微信,越来越发现这个小伙子真的很厉害。”和黄冰男一样,郑泽国也是在高中时期才正式接触的吉他,不过得益于彼时校园社团的普及,郑泽国还得到了老师和社团学长的帮助。
“当时家里人也不喜欢我玩音乐,还是学生嘛也买不起吉他,最后还是学校里一位电工老师借给我的,一把很老的吉他,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郑泽国说,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拨弦的声音,小学时翻盖的课桌被他偷偷用螺丝固定了几根细弦,配合着课桌抽屉的“混响”,也能弹出点“岁月陈旧的声音”。但在那个拥有了吉他的夜晚,他一遍又一遍地抚过琴弦,才真切明白,音乐所能容纳的世间万象。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很难形容,但是我知道,有颗种子已经在我心里扎根了。”在那之后,郑泽国再也没有放下过音乐。大学里,他选择了音乐专业,主修鼓乐,辅修吉他,毕业后成为一名琴行老师,但组成一支真正乐队的想法,从未在他脑海中抹去过。
“学鼓也是因为之前在学校里大家都是弹吉他的,一支乐队怎么能没有鼓手呢,那我就去做鼓手。”
黄冰男和郑泽国的汇合,让星期三乐队有了时时相聚的理由,也在同一时间,还有越来越多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希望站上自己的舞台,在星期三奔赴而来。
生活在左,吉他在右
杨昆是星期三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他也是这个乐队当中,唯一一个有过正式组建乐队经验的人。
不过,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杨昆都是在做着与音乐毫不相干的建筑材料、五金行业。这是他在北京维持生计的手段,不做,就意味着没了柴米油盐,但音乐,仍是带着强力的感染效果,让杨昆着迷。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摇滚乐队Beyond的一张《大地》专辑把杨昆炸出了既定轨迹。白天干活儿,他心里琢磨的,是什么时候能给自己买把吉他,眼睛看到橱窗里的乐器,脑袋也在想,自己能不能去做音乐。
没有犹豫多久,杨昆用自己半个月的工资换来了一把吉他,也像模像样地学着当时的街头艺人在地下弹琴唱歌。“当时就是自己瞎琢磨,买个乐谱练的,也没觉得害臊。有一次在街上弹的时候,有个人停下来听,跟我说吉他借他玩玩,然后各种高难度的推弦,击勾弦,颤音,泛音,把我看懵了。”
杨昆后来才得知,这个人是玩乐队的,而他当时的脑海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可以跟你学吉他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杨昆跟着乐队开始了四处演出的日子,入手的乐器也越来越多。“当时好的电吉他、效果器价格不菲,动辄三四千,我每个月演出的钱除了吃喝生活,基本上都投到里面去了。”
除了音乐和演出,杨昆再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即便是面对亲友质疑的目光,他也从没有怀疑过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精神上特别满足,想着再攒几个月就可以再买个什么设备,就根本不觉得自己过得很苦。”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2015年才正式结束。“这些年都在外四处奔波,年纪大了以后,是真的想回老家了,想安顿下来,所以回来开了琴行。”而在他回到永嘉之前,前几年在家乡播下的种子,也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
李圣福,是上塘县城的一名理发师(本报曾作报道),在杨昆一个返乡的时机,两人相互结识了。“你只要保证一天练上两个小时,一年时间吉他肯定可以自弹自唱了。”临走时,杨昆留下这么一句话,李圣福听了进去。
“谁知道他一天练6个小时,一个月时间就把一首曲子完整弹下来了,之后举一反三,40多首歌可以不看谱随手就来。”
就连李圣福自己也觉得很神奇。“我当时就是想找点业余爱好,因为开理发店的缘故,不能随便出门,在店里闲暇时间找点事情做,目标也很简单,就是能熟练弹唱一首歌就行了。”
最“疯狂”的时候,李圣福坐在盛夏还没有空调的理发店里,一整天都没挪位,最后起身的时候,裤子和椅子上留下一个汗湿的印记……在李圣福看来,理发世界和音乐世界的成就感,都是他无法缺少的。
最简单的一场演出
在瓯北,86年的胡泼也同样穿梭在两个世界里。晚会舞台上,他常常是拿着话筒掌控全场的角色,也可以是深情演唱的业余歌手。朋友调侃他是一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走上专业学习音乐的道路。
“听家里人建议,去学了不太感兴趣的机械专业,虽然很喜欢音乐,但是当时确实考虑现实更多。”大学毕业以后,胡泼就后悔了,在几乎完全依靠着先天的语言组织能力,他在之前一片空白的婚庆主持方面有所发展,之后,成立了一家婚庆策划公司,开始有了一些承包舞台晚会的机会,才又重新和音乐结缘。
“他们几个也偶尔有出来演出,永嘉音乐的圈子里都有一些耳闻,仰慕已久啊。我是去年刚刚加入乐队的,是目前最晚的成员,那种感觉就好像终于找到了组织了一样。”
乐队的排练室常常是在郑泽国的培训教室,但最近因为疫情暂时关停后,乐队阵地又临时转移到游泳协会的办公室、学校的操场、公园的亭台……总之处处是舞台。成员们背着吉他、键盘、非洲鼓一趟一趟来回,郑泽国打着拍子,杨昆、李圣福弹着吉他就开始唱起来,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下唱歌,胡泼也觉得好开心,吉他手叶作霖在一旁半开玩笑地说:“这次在台下唱,下次就上去唱了!”
确实,他们正在为游泳协会的年终晚会做准备,但黄冰男说,这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这会疫情反复,年底就不一定能举办了,但是我们星期三乐队不是为了这些演出存在的,是只为了自己,只为了开心。”
这一点,成员们也都很清楚,但为了这场没有定数的演出,乐队还是精心准备了十几首歌,因为这是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乐队的表演。和所有喜欢音乐的人一样,在他们的世界里,真正的舞台,可以没有观众,只要属于自己,有自己的声音,就足够熠熠闪光。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静谧。现场不断有经过的路人停下来张望,有的还举起手机录像拍照,而乐队成员们只是忘我地弹奏歌唱,在旋律里摇来摇去,他们翻唱的其中一首歌曲名为《向阳花》。
歌词里唱到:“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向阳花,如果一直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你会不会害怕……”
黄冰男和夫人吴冬梅已经携手走过了三十多年,郑泽国、杨昆他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岁月不断延续,但在这里,他们仍是少年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