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小听惯了“玩音乐没什么前途”的规劝中，星期三乐队的二十多名成员大都有着现实的另一层身份：队长黄冰男是县财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成员郑泽国、杨昆分别是琴行的鼓玩和吉他老师，李圣福是一名理发师，胡泼是婚庆策划的主持人，还有王建军、叶作霖、冯诚彦、王海艇等等……音乐并不是他们世界的主旋律，但他们不甘心。在此前的许多年里，这些人依旧倔强地背着吉他、琴键在孤独地演奏，一边工作，一边挤时间接近自己的音乐理想。

　　这股子坚持也让这群人越靠越近。在给乐队起名的时候，他们终于拥有了第一次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乐队的时间，既不是“年末表演”，也没有“商业运作”的困扰，和所有喜欢音乐的人一样，这一次，他们有了自己的舞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周三，把时间留给音乐

　　“星期三乐队，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排练时间都在周三。”很随意的缘由，也显示了这支乐队的特殊性——所有成员都是上班族。队长黄冰男是这支乐队的最早发起者，好几年前就在财政局和县游泳协会里“拉帮结派”，时不时组团在年末的文艺演出上“露一手”。

　　“我大概是85年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的，那时候正是港澳流行音乐兴盛起来的阶段，给我们这一代听惯了红歌的小孩，注入了很新奇的体验和启发。”

　　摇滚、民谣、爵士乐、电子乐……彼时，风靡的各式音乐风格在年轻人中间得到广泛传唱，黄家驹、邓丽君、郑智化等等歌手在那一代人的青春里留下了深刻的回忆，黄冰男也是其中备受感染一员。“就感觉很直白，表达也比较强烈，形式很自由，没有什么约束，歌曲的题材又特别契合我们的心理。”

　　于是，在高中的一个盛夏，黄冰男在表哥的馈赠下，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把红木吉他。“我记得是五十多一把，是当时店里最好的吉他了，那段时间真的爱不释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琴，手指练出水泡，就缠上胶带继续练，好像这辈子没有碰到过比这更吸引人的东西了。”

　　就这样，黄冰男抱着吉他苦练了一个又一个寒暑假，上了大学以后，他也在吉他协会活跃着，甚至还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我比他小一届，当时是他教我学琴，教着教着就被骗走了嘛。”黄冰男的夫人吴冬梅开着玩笑说道，她至今还记得，在两人定情时，黄冰男给自己唱的一首《承诺》，吉他和音乐也就此成为了两人共同的爱好。

　　“我也是被他拉过来的，算是乐队里比较早的成员了。”90后的郑泽国是乐队成员里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最早和黄冰男走到一起的成员之一，两人的相遇，算得上是一场“忘年交”。

　　“当时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民宿玩，泽国正好在那里弹唱，一下子就被吸引，感觉年轻时候那种状态又回来了，他表演完以后我就去加他微信，越来越发现这个小伙子真的很厉害。”和黄冰男一样，郑泽国也是在高中时期才正式接触的吉他，不过得益于彼时校园社团的普及，郑泽国还得到了老师和社团学长的帮助。

　　“当时家里人也不喜欢我玩音乐，还是学生嘛也买不起吉他，最后还是学校里一位电工老师借给我的，一把很老的吉他，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郑泽国说，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拨弦的声音，小学时翻盖的课桌被他偷偷用螺丝固定了几根细弦，配合着课桌抽屉的“混响”，也能弹出点“岁月陈旧的声音”。但在那个拥有了吉他的夜晚，他一遍又一遍地抚过琴弦，才真切明白，音乐所能容纳的世间万象。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很难形容，但是我知道，有颗种子已经在我心里扎根了。”在那之后，郑泽国再也没有放下过音乐。大学里，他选择了音乐专业，主修鼓乐，辅修吉他，毕业后成为一名琴行老师，但组成一支真正乐队的想法，从未在他脑海中抹去过。

　　“学鼓也是因为之前在学校里大家都是弹吉他的，一支乐队怎么能没有鼓手呢，那我就去做鼓手。”

　　黄冰男和郑泽国的汇合，让星期三乐队有了时时相聚的理由，也在同一时间，还有越来越多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希望站上自己的舞台，在星期三奔赴而来。

　　生活在左，吉他在右

　　杨昆是星期三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他也是这个乐队当中，唯一一个有过正式组建乐队经验的人。

　　不过，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杨昆都是在做着与音乐毫不相干的建筑材料、五金行业。这是他在北京维持生计的手段，不做，就意味着没了柴米油盐，但音乐，仍是带着强力的感染效果，让杨昆着迷。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摇滚乐队Beyond的一张《大地》专辑把杨昆炸出了既定轨迹。白天干活儿，他心里琢磨的，是什么时候能给自己买把吉他，眼睛看到橱窗里的乐器，脑袋也在想，自己能不能去做音乐。

　　没有犹豫多久，杨昆用自己半个月的工资换来了一把吉他，也像模像样地学着当时的街头艺人在地下弹琴唱歌。“当时就是自己瞎琢磨，买个乐谱练的，也没觉得害臊。有一次在街上弹的时候，有个人停下来听，跟我说吉他借他玩玩，然后各种高难度的推弦，击勾弦，颤音，泛音，把我看懵了。”

　　杨昆后来才得知，这个人是玩乐队的，而他当时的脑海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可以跟你学吉他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杨昆跟着乐队开始了四处演出的日子，入手的乐器也越来越多。“当时好的电吉他、效果器价格不菲，动辄三四千，我每个月演出的钱除了吃喝生活，基本上都投到里面去了。”

　　除了音乐和演出，杨昆再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即便是面对亲友质疑的目光，他也从没有怀疑过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精神上特别满足，想着再攒几个月就可以再买个什么设备，就根本不觉得自己过得很苦。”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2015年才正式结束。“这些年都在外四处奔波，年纪大了以后，是真的想回老家了，想安顿下来，所以回来开了琴行。”而在他回到永嘉之前，前几年在家乡播下的种子，也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

　　李圣福，是上塘县城的一名理发师(本报曾作报道)，在杨昆一个返乡的时机，两人相互结识了。“你只要保证一天练上两个小时，一年时间吉他肯定可以自弹自唱了。”临走时，杨昆留下这么一句话，李圣福听了进去。

　　“谁知道他一天练6个小时，一个月时间就把一首曲子完整弹下来了，之后举一反三，40多首歌可以不看谱随手就来。”

　　就连李圣福自己也觉得很神奇。“我当时就是想找点业余爱好，因为开理发店的缘故，不能随便出门，在店里闲暇时间找点事情做，目标也很简单，就是能熟练弹唱一首歌就行了。”

　　最“疯狂”的时候，李圣福坐在盛夏还没有空调的理发店里，一整天都没挪位，最后起身的时候，裤子和椅子上留下一个汗湿的印记……在李圣福看来，理发世界和音乐世界的成就感，都是他无法缺少的。

　　最简单的一场演出

　　在瓯北，86年的胡泼也同样穿梭在两个世界里。晚会舞台上，他常常是拿着话筒掌控全场的角色，也可以是深情演唱的业余歌手。朋友调侃他是一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走上专业学习音乐的道路。

　　“听家里人建议，去学了不太感兴趣的机械专业，虽然很喜欢音乐，但是当时确实考虑现实更多。”大学毕业以后，胡泼就后悔了，在几乎完全依靠着先天的语言组织能力，他在之前一片空白的婚庆主持方面有所发展，之后，成立了一家婚庆策划公司，开始有了一些承包舞台晚会的机会，才又重新和音乐结缘。

　　“他们几个也偶尔有出来演出，永嘉音乐的圈子里都有一些耳闻，仰慕已久啊。我是去年刚刚加入乐队的，是目前最晚的成员，那种感觉就好像终于找到了组织了一样。”

　　乐队的排练室常常是在郑泽国的培训教室，但最近因为疫情暂时关停后，乐队阵地又临时转移到游泳协会的办公室、学校的操场、公园的亭台……总之处处是舞台。成员们背着吉他、键盘、非洲鼓一趟一趟来回，郑泽国打着拍子，杨昆、李圣福弹着吉他就开始唱起来，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下唱歌，胡泼也觉得好开心，吉他手叶作霖在一旁半开玩笑地说：“这次在台下唱，下次就上去唱了！”

　　确实，他们正在为游泳协会的年终晚会做准备，但黄冰男说，这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这会疫情反复，年底就不一定能举办了，但是我们星期三乐队不是为了这些演出存在的，是只为了自己，只为了开心。”

　　这一点，成员们也都很清楚，但为了这场没有定数的演出，乐队还是精心准备了十几首歌，因为这是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乐队的表演。和所有喜欢音乐的人一样，在他们的世界里，真正的舞台，可以没有观众，只要属于自己，有自己的声音，就足够熠熠闪光。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静谧。现场不断有经过的路人停下来张望，有的还举起手机录像拍照，而乐队成员们只是忘我地弹奏歌唱，在旋律里摇来摇去，他们翻唱的其中一首歌曲名为《向阳花》。

　　歌词里唱到：“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向阳花，如果一直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你会不会害怕……”

　　黄冰男和夫人吴冬梅已经携手走过了三十多年，郑泽国、杨昆他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岁月不断延续，但在这里，他们仍是少年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