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统四起，义理之学勃兴。宋学之中学派林立，如北宋有以王安石父子为代表的“新学”、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学”、程颢兄弟为代表的“洛”学、张载兄弟为代表的“关学”等。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崛起于福建。同时兴起的有江西陆九渊之心学，而以叶适为代表的提倡事功之学的永嘉学派也“龂龂其间”，鼎足而立，成为全国三大学派。

　　永嘉学派的命名

　　永嘉学派，是以地名为命名的学派。晋明帝太宁元年(323)设立永嘉郡，辖永宁(永嘉)、安固(瑞安)、横阳(平阳)、松阳四县，郡治永宁，后永嘉郡一名几经改易。唐上元二年(675)改为温州府，温州一名自此始；唐天宝元年(742)废州改郡，又称永嘉郡；乾元元年(758)复郡为州，改为温州府，五代吴越王设靖海军，宋建炎四年(1130)复改温州府，咸淳初(1265)改瑞安府。元明清时代均称温州府(路)。大概后代学者以为古代温州曾称永嘉，故将以叶适为代表的主张事功学说的温州学者群，称为“永嘉学派”或“事功学派”。

　　事实上，自唐、五代后，永嘉郡一名已经消失，仅名存永嘉县。隋开皇九年(589)改永宁县为永嘉县，撤安固、横阳、乐成(乐清)三县，并入永嘉县达三十多年，地域相当今温州地区。永嘉县一名始于此，一直延续至今，且县城(鹿城)作为温州地区的首府之地已有1600多年。况南宋时期，温州府治都驻在永嘉县城区内，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周行已、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戴栩等大多是永嘉人，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地点也都在永嘉县城区。因此，永嘉学派之命名实际上是以永嘉县名为界定的。但在历史上，“永嘉”一词已成温州的文化符号，且对永嘉学派的地域研究应立足于温州地区，在此名上争议已无多大学术意义。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学说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这是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温州知州杨蟠描写当时州治永嘉县城的繁荣景象，说明那时温州城市繁华，人口相当发达。南宋时期，衣冠南渡，温州成为南宋的大后方，名门望族移居温州之后，传播文化，兴办教育。随着温州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也促进了城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永、乐、瑞、平四县镇市林立，街道纵横，农村商品经济交流旺盛。尤其是永嘉县城内更是商业繁盛，商贾云集，热闹非凡，有着“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的夜生活。正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文化的发达，为永嘉学派提供了诞生的基础。

　　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永嘉县人王开祖、丁昌期，瑞安县人林石三位学者，在永嘉县城和温州地区兴办书院，传播儒学，后世学者将此三人尊称为“皇祐三先生”。三人中尤以王开祖最为突出，他在永嘉城内东山之麓开设东山书院，讲学授徒，从者达数百人，影响甚巨，为永嘉道学首倡者。在他讲学时，洛学的二程先生程颢、程颐尚未知名。可惜王开祖在34岁时因病早逝，仅《儒志编》一书传世，学界称其为儒志先生。王开祖英年早逝，在政治上、学术上未享大名，但他在思想上有突破经学的倾向，在论证不同时期性理之学的“自上而下的”范式颇具特色，对后世永嘉学者的事功思想具有启发性。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来自温州各地的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等九名学子赴都城汴梁太学求学，后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等人又赴洛阳求二程之学。九人探究各派儒学思想，融会贯通，兼容并包，为永嘉学的体系化、学派化奠定了基础，史称“元丰九先生”。元丰九先生中的周行己，是位从折衷主义走向不立门户之见的开放式学者，他的“义利双行”的法治思想，实用为本的人才思想，以利益为核心的货币思想，这些思想都已脱离了洛学的范畴，对后来的永嘉学派有着巨大影响。

　　元丰九先生后，永嘉县人郑伯熊、郑伯英与郑伯谦三兄弟以进士出身，继而起之。长兄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后人称敷文先生。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秦桧严禁洛学，理学濒灭之际，郑伯熊不畏强权，毅然在闽中印刊二程之书，亲自讲授洛学义理，使理学重兴。郑伯熊的学术风骨，成为当时学者的学习榜样。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中提到：“宋乾(道)淳(熙)之间，永嘉学者联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领袖)。”郑伯熊私淑周行己，学术理念主要以事功作为主线，他强调德与法并用的治理理念，主张“轻刑”观点，表达了利益的重要性和理财对国家的重要性的认识。

　　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写于嘉定七年(1214)的《温州新修学记》，论述了永嘉学派的渊源和演变，他将永嘉学派的思想演变和代表人物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这里的周、郑，指的是周行己和郑伯熊。第二阶段：“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这里的薛、陈，是指薛季宣和陈傅良。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学者称艮斋先生，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他是永嘉学派的核心人物。薛季宣自幼随伯父薛弼宦游各地，接触过岳飞、韩世忠的旧部，受到军事知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17岁受学于湖湘派学者袁溉，得以成才。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以二伯父恩荫，出任武昌县令，乾道七年(1171)出任湖州知州。隆兴二年(1164)，薛季宣从武昌卸任回永嘉，在家设稚新学塾教授生徒，学生有陈傅良、王楠、陈谦等。薛季宣也主张“道不离物”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但他主要是明确提出了“道无本末”论，破除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本器末”的教条主义；他强调功利，注重事功，认为功利是植根于人性之中，具有普遍性，但要客观地看待功利，在“利害相生”中分析利益。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创始者，开创了制度新学，也即事功学派。他的经世致用的事功思想还体现在：反对隆兴和议，依靠民兵防边，裁减冗宦冗兵，要求合理使用人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切实可行，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世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人，长期居家教书育人。乾道八年(1172)，陈傅良中进士，授泰州教授。后官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武英殿修撰等职。陈傅良学风严谨，学术理念为“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伦理思想主要体现于其“义不离利”且“义高于利”的论证，其政治思想主张重在务实，重在富国强兵。陈傅良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薛季宣的事功思想，又开启了其学生叶适集事功思想之大成，是永嘉学派中承先启后的学术巨擘。

　　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县人(今鹿城区)，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淳熙五年(1178)，叶适，以殿试第二名(榜眼)开始仕宦生涯，历任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国子监司业、江淮制置使、通议大夫、兵部侍郎，一生出将入相，文韬武略，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事功学说。叶适继承和发展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学说，以总结的方式表达了“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伦理道德思想主张以事功、功利作为道德动机与道德行动的基础，从而做到“王道”与“霸道”的统一。他是我国第一个批判传统“抑末(工商业)厚本(农业)”的学者，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叶适系统地总结了事功学派的观点，推陈出新，从道统的高度确立了永嘉学术注重经世，提倡事功的哲学基础，进一步完善了永嘉事功学派的学说体系。他批判朱熹的道统论，从根本上动摇了程朱理学。他首创“五经皆史”说，影响了南宋王应麟、明代王阳明、王世贞，清代顾炎武、章学诚等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永嘉学派论说明确，体系完整，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明“夷夏之别”，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重视史学研究，总结历史教训；三是重视实际问题，研究实用之学；四是提倡经世致用、义利并举。

　　永嘉学派的影响

　　永嘉学派的学者们学究天人，博古通今，不仅精通实学，而且对文、史、哲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有着精当的见解，因此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学子。

　　——永嘉文体影响了当时的科举考试。永嘉诸子大多走的是科举路子，科举考试的文章叫时文，他们个个都是时文高手，即应试高手。以陈傅良、叶适为例，一个是居进士前列出身，一个是榜眼(进士第二名)，都擅长应试文章，叶适的科举应试文集《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都是当时读书人的时文指导用书，每用即效。据《四库全书提要》考证：南宋陈傅良、叶适撰写了一本应试文宝典《八面锋》，署名为永嘉先生。“八面锋”书名取意为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东坡的读书法，是以读史为例，要探究事迹、史实、典章、制度等各方面内容，采取各个击破，一遍遍地针对一个个问题专读，恰似“八面受敌”。《八面锋》一书专言时务，用于揣摩考题、预拟作文程式以及应试作答，创立应试文章的体裁，时称“永嘉文体”。后由宋孝宗赐名为《永嘉先生八面锋》，向全国推行，成为应试指南和全国的通用文本，对当时参加科举考试顺利中举起到指导作用。在“永嘉文体”的影响下，温州人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极多，南宋一朝，仅永嘉县就出了500多名进士。以致在当时受到其他地方的攻击：“预说试题，阴通私书”。认为温州人考中进士是作弊所成。

　　——对“永嘉诗派”的影响。永嘉学派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其中尤以叶适最为突出。叶适是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清《四库全书提要总目》评叶适：“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他的文学思想强调诗文必须有益于教化，主张文章“作必奇妙殊众”、“文必己出”，不蹈袭，不模仿；反对尊古薄今的风气，主张古今之作并重，界定了唐诗与宋诗的特点。他提倡的“自出机杼”、“有益治道”的诗学理论影响了当时的“永嘉四灵”，四灵主张“自吐性情”、直抒感受的诗论和诗风与叶适的倡导相近。叶适曾编有《四灵诗选》，选诗五百篇，刊行于世，现已佚失。经过叶适的鼓吹和指导，永嘉四灵之诗风行一时，成为当时有名的诗派。

　　——开创了“永嘉文派”。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虽不以文名，但都重文、能文，都有文集传世，如周行己的《浮沚先生集》，许景衡的《横塘集》，郑伯熊的《郑景望集》，薛季宣的《浪语集》等。永嘉学派的先驱们在治学的同时，重视文学的写作，与二程的“重道轻文”迥然不同。经过永嘉学派的几代学者的培养，散文大家叶适横空出世。叶适既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南宋时期的一代文宗，著有《水心集》。叶适论文，主张“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另一方面强调文章要有创新，要求不模仿前人，拿出“自家物色”。集永嘉“学宗”和“文宗”一身的叶适，在传授学问的同时也传授文章的写法，开启了承传有序的永嘉文派。据《宋元学案·水心学案》载，叶适有门人35人，其精通文学的有周南、陈耆卿、戴栩等，是为永嘉学派第一代传人，陈耆卿的弟子吴子良、东若水为第二代传人，吴子良的弟子舒岳祥为第三代传人，舒岳祥的弟子戴表元为第四代传人，也是永嘉学派在南宋的最后一代传人。奉化人戴表元是宋末元初东南文坛的领袖，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则将永嘉文派的影响带入元代，成为元代文章巨公。永嘉文派在散文创作上主要表现为文章的体裁、风格的继承和发展，以师门传授的方式，传承清晰，时间前后达百余年。永嘉文派代表了宋代散文健康发展的方向，在南宋后期独树一帜。

　　——丰富了浙江的人文精神。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评价永嘉学派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永嘉学派的思想被时人及后人视为“功利之学”、“事功之学”，或称为“经制之学”。所谓“经制”，即经典制度，永嘉学派的学者，特别是叶适，就是通过研究古代经典、制度，主张改革政制、兴利除害。永嘉学派的根本精神，在于批判性和务实性，其批判性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思想到历代制度、政策，都有批判，如叶适敢于深刻批判佛老精神，也敢于怀疑和批判历代的儒家圣贤，如曾子、子思、孟子都在他的批判之列。其务实性在于处处强调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敢于否定儒家的重义轻利、崇本抑末的思想传统，大谈事功，提出了“崇义养利”、“以义和利”、“义利双行”的义利统一观。永嘉学派的充满实事求是和批判创新精神，既是对浙江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也进一步丰富了浙江传统人文精神，同时也启蒙了明清的实学思想。

　　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作为宋学中的理学，是当时儒家思想学说最为精密、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南宋公认的三大理学流派，朱熹的道学主张“性即理”，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心即理”，叶适的永嘉学派主张“事即理”。如果说朱、陆的心性之学属于儒家的“内圣”之学，那么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则是儒家的“外王”之学。永嘉学派反对空谈心性，主张明达义理要“见之事功”，可以这么说，永嘉学派作为南宋的三大思想流派，它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另外，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是浙学的主要源头和中坚力量，浙学的概念来自朱熹，他在攻击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学说时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言功利。”由此可见，浙学首指的是永嘉学派。浙学的兴起开始于“元丰九先生”，永嘉学派是宋代浙学的中坚力量，之后的元明清浙学充分吸收了永嘉学派思想和学术。基于此，永嘉学派的务实精神、工商皆本、与时偕行的创新思维，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要义的浙学的思想源头。

　　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小部分影响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但它是明清实学的主要渊源，明清实学主张“崇实黜虚”，具体表现为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务实的经世思想，昌明的科学精神，明确的启蒙意识。永嘉学派强调“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重“究心于实学”，提出了“修实政、行实德”的实践论，由此可说中国的实学思想最初形态是从永嘉学派肇始的。永嘉学派的务实精神，“经世致用”的进取思想，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同时也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永嘉学派的学术精神体现了中国学术和浙东学术的优良传统，它学有统绪，学有宗旨，学有创新，学有致用，对今天的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办事要务实，注重事功，不能就事论事；求道要求全，不能以偏概全；要重视创新，不能因循守旧，贵以实学开辟风气。同时，永嘉学派的重商精神与功利主义价值观，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具有的价值观，这为培育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精神动力，当代的市场经济“温州模式”的形成，是永嘉学派这一思想精神在当代的实践证明。而当代浙商的务实能干、抱团经营、善于理财、敢于创新的精神，也根植于永嘉学派的传统之中。